2012年3月18日凌晨，北京四环路发生了一场严重车祸。一辆黑色法拉利高速撞毁，驾驶者当场死亡，两名年轻女性受伤。几个月后，驾驶者身份逐渐浮出水面：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令计划之子令谷。
这场车祸发生在中共十八大召开前最敏感的半年，也发生在北京政坛已经出现剧烈震荡的时候。
三天前，3月15日，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刚刚被免职。此前王立军进入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已经将重庆内部权力冲突直接推入中央政治议程。原本应当围绕十八大有序展开的人事安排，在短时间内连续出现意外。
令计划当时的位置尤其特殊。
他长期担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处在最高领导层日常运转的核心节点。中央文件流转、高层活动安排、重大会议协调以及领导人之间大量行政联系，都要经过这一系统完成。令计划也长期被视为胡锦涛身边最重要的工作人员之一。
在十八大前的人事布局中，令计划原本具有继续上升的可能。
令谷车祸发生后，事情很快超出了普通交通事故的范围。围绕事故车辆、伤者身份、现场处置以及后续信息控制的各种消息不断出现。“法拉利”等关键词一度受到网络限制，事故相关信息迅速被压低。
党内真正受到冲击的，是令计划本人由此暴露出的政治风险。
对于一名长期处于最高权力中枢、又正处在人事晋升关键阶段的高级官员而言，家庭成员突然卷入一场引发广泛关注的豪车死亡事故，本身已经足以改变其政治处境。围绕事故善后过程中是否动用警卫、公安以及其他政治资源的传闻，又进一步扩大了影响。
部分报道后来还把中国石油系统以及周永康政治网络与事故善后联系起来，称有人参与向事故相关人员支付款项。这些细节长期主要来自匿名消息人士和海外报道，公开司法材料没有完整披露整个过程，事故善后究竟牵涉多少中央部门和政治人物，至今仍缺乏完整公开记录。
2012年9月，令计划突然离开中共中央办公厅，转任中央统战部部长。
两个月后的十八大，他没有进入政治局。
这一变化直接削弱了胡锦涛退休以后在中央权力中枢可以继续依靠的一条重要政治渠道。
中共最高领导人离开总书记职位以后，能够保持多大政治影响力，与其长期共事者能否继续进入政治局、书记处、军队以及中央核心部门密切相关。江泽民2002年卸任总书记后仍然继续担任中央军委主席，其长期共事的一批干部也继续留在最高领导层。
胡锦涛在2012年则采取了不同方式。
十八大结束后，他同时卸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和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2012年11月15日同时接任总书记和中央军委主席，新一届政治局常委人数也由九人缩减为七人。
令计划没有进入政治局，使胡锦涛退休后的政治布局进一步收缩。
海外长期流传着更加戏剧化的说法，称令谷车祸发生以后，江泽民曾就事故及善后问题直接向胡锦涛施压，并由此影响十八大常委人选安排。另一些说法进一步称，原本胡锦涛在人事安排中拥有更大决定权，事故发生以后谈判格局发生逆转，最终只能确保李克强进入常委会，其他席位更多由江泽民、曾庆红及不同政治力量协调产生。
这些具体谈判细节没有公开会议记录、内部文件和当事人完整证词支持，江泽民、胡锦涛之间究竟如何讨论十八大常委名单，外界至今无法重建完整过程。
最终形成的权力结构却非常清楚。
习近平接任总书记和军委主席，李克强继续进入最高领导层。令计划离开中办并退出进一步晋升轨道，李源潮、汪洋等与胡锦涛时代政治网络联系较深的人物也没有进入十八届政治局常委会。
十八大前后发生的一连串事件，让原本分散在不同政治网络中的力量不断退出核心位置。
薄熙来首先失势。
2013年，薄熙来因受贿、贪污和滥用职权被判处无期徒刑。
习近平上台以后展开大规模反腐行动，调查随后进入石油系统、四川政治网络、政法系统、中央机关以及军队。
周永康在2014年7月被宣布接受调查，2015年因受贿、滥用职权和故意泄露国家秘密被判无期徒刑。一个曾经进入政治局常委会、长期掌握全国政法系统并在退休后仍拥有庞大政治关系网络的人物由此倒台，也打破了过去长期存在的退休常委政治安全边界。
令计划则在2014年底被调查。
2016年，他因受贿、非法获取国家秘密和滥用职权被判无期徒刑。
公开判决没有把掩盖令谷车祸列为令计划最终定罪的罪名。车祸首先改变的是他的政治命运，随后几年不断扩大的反腐调查，又进入令氏家族、秘书系统以及与其有关的政治和经济关系网络，最终把令计划本人带入司法程序。
从2012年春天开始，北京政坛几乎没有恢复过此前的平静。
王立军进入美国领事馆，薄熙来被免职，令谷车祸发生，令计划离开中办，十八大完成权力交接。几年之内，周永康、令计划、徐才厚、郭伯雄等人又相继落马。
这些人物分别连接重庆、政法、石油、军队、中央办公厅以及不同的高层政治关系网络。
他们的相继退出，使习近平上台以后面对的政治环境与此前几任最高领导人明显不同。
习近平随后推动大规模反腐、军队改革、中央机构调整以及党内权力重新集中。原本分布在政治局常委、政法系统、军队、地方和中央办公系统中的多个独立权力节点不断被削弱，最高权力越来越集中到党中央核心领导体系之中。
令谷车祸在整个过程中占据着一个特殊位置。
它没有决定习近平能否接班。习近平在十八大以前已经长期处于明确的接班序列，李克强同样已经是下一届国务院总理的主要人选。
车祸改变的是权力交接时的周边结构。
如果令计划没有因为这场事故失去政治前途，他很可能继续留在中央核心部门，并有机会进入政治局。胡锦涛退休以后，也会在中央权力中枢保留一个长期共事、掌握中央机关运转经验的重要人物。
如果再叠加李源潮、汪洋等人的不同人事安排，十八届领导层内部可能形成另一种力量组合。
这样的格局未必能够阻止后来发生的反腐、军改和中央集权，却可能增加重大权力调整需要经过的协调层级，使习近平上台初期面对更多来自既有政治网络的牵制。
2012年的实际发展走向了另一条道路。
薄熙来首先出局，令计划随后失去晋升机会，胡锦涛完整交出党和军队最高职位。习近平接班两年后，周永康进入调查；此后令计划、徐才厚、郭伯雄等人又相继倒台。
原本可能在十八大以后继续维持相互平衡的几个权力网络，在几年时间内先后被削弱或者瓦解。
令谷之死因而成为十八大权力交接中一个极具象征性的节点。
一场发生在凌晨的交通事故，把一个最高领导层核心工作人员的家庭生活、政治关系以及危机处理能力同时暴露出来，也让令计划在最需要政治信用的时刻失去了继续上升的条件。
在一个高度依赖内部协商、个人信任和政治关系维持高层平衡的体系中，一名核心人物的突然失势，会迅速影响其他人事安排。
2012年的十八大恰好处在这样的时刻。
王立军事件已经打开第一道裂口，薄熙来倒台使原有政治平衡出现变化，令谷车祸又削弱了胡锦涛身边最重要的政治力量之一。随后几年，周永康、令计划以及军队高层人物陆续退出政治舞台，新的权力结构逐渐形成。
一辆失控的法拉利没有创造习近平时代。
它却撞在了旧政治格局最脆弱的那个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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