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2月23日，北京。
刘晓波已经被关押一年多，正在等待法院对他的审判结果。两天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他有期徒刑11年。
就在这个时候，他留下了一篇后来广为人知的文字：《我没有敌人——我的最后陈述》。
这篇文章最值得注意的地方，也许不是刘晓波再次表达了什么政治主张，而是他在自己即将失去11年自由的时候，专门谈到了那些把他送上被告席的人。
他说：“我没有敌人，也没有仇恨。”
更具体地说，他把监视、逮捕和审讯他的警察，把起诉他的检察官，把审判他的法官，一个个列了出来，然后表示，这些人都不是他的敌人。与此同时，他又明确表示，自己无法接受针对他的监视、逮捕、起诉和判决。诺贝尔奖官方网站保存的这份最后陈述显示，这两层意思几乎紧挨在一起：他反对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却拒绝因此把执行这些行为的人定义为个人敌人。
这使这份陈述出现了一个很值得琢磨的细节。
如果一个人认为自己受到了不公正对待，最容易理解的反应当然是愤怒。何况刘晓波面对的并不是一次短暂冲突，而是现实中的长期监禁。对于一个已经知道自己可能付出巨大代价的人来说，把造成这种处境的人视为敌人，并不难理解。
刘晓波却试图把两件事情分开。
一件事是：我是否认为你的行为是错误的。
另一件事是：因为我认为你的行为错误，我是否因此把你这个人变成我的敌人。
他的回答是，前者可以成立，后者未必必须成立。
这可能正是《我没有敌人》真正值得重新阅读的地方。
因为很多政治冲突最初讨论的是一件事，最后却变成了讨论一个人。
最开始，人们可能只是争论一种制度、一项政策或者一种价值观。随后，对方从“和我观点不同的人”变成“错误的人”，再从“错误的人”变成“不值得理解的人”，最后变成“敌人”。
一旦走到最后一步，问题的性质也会随之改变。
如果对方只是观点不同，就还需要解释、辩论和说服；如果对方已经成为敌人，那么理解他似乎就没有必要了。敌人存在本身便可以被视为威胁，接下来最重要的事情也就不再是谁的观点更有道理，而是谁能够压倒谁。
刘晓波在最后陈述中直接谈到了这种“敌人意识”。按照他自己的表述，他担心仇恨会损害人的理性和良知，也担心把政治关系长期建立在敌我划分之上，会削弱一个社会内部的宽容空间。
重要的是，说这些话的时候，他不是坐在大学课堂里讨论一个抽象的哲学问题。
他自己就是被告。
如果这些话是在一个人安全、自由、没有付出代价的时候说出来，它们很容易只是一种温和的道德表达。但当一个人知道自己可能长期失去自由，仍然试图坚持这种区分，它才真正变成一个值得观察的个人选择。
这也让刘晓波留下了一个并不容易回答的问题：
反对一个人的行为，是否一定需要仇恨这个人？
现实中的答案往往比口头上的回答困难得多。
当代价与自己无关时，人很容易主张宽容；当利益受到损害、尊严受到冒犯，甚至自由受到限制之后，继续要求自己区分“反对什么”和“仇恨谁”，难度会迅速增加。
刘晓波没有因为“没有敌人”而撤回自己的主张。
他的最后陈述没有承认针对自己的指控，也没有接受法院对自己行为的政治和法律评价。他只是给自己划出另一条界线：可以反对一种制度，可以反对一种做法，也可以坚持认为自己受到的处理是不公正的，但不因此把执行这些行为的具体个人变成必须仇恨的对象。
这也是为什么，一年以后，这篇原本写在北京审判前夕的文字，会出现在数千公里外的奥斯陆。
2010年10月，挪威诺贝尔委员会宣布把当年的诺贝尔和平奖授予刘晓波，给出的理由是他长期以非暴力方式争取中国的基本人权。中国政府则公开反对这一决定，称刘晓波已经因触犯中国法律被司法机关判处徒刑，并认为诺贝尔委员会的决定违背和平奖宗旨、将这一奖项政治化。双方对刘晓波本人、他的政治主张以及案件性质存在根本不同的评价。
12月10日，诺贝尔和平奖颁奖典礼在奥斯陆举行。
刘晓波仍在中国服刑，没有出现在现场。
颁奖台前摆着一把空椅子，奖章和证书放在椅子上。挪威演员丽芙·乌尔曼随后站起来，代替无法到场的刘晓波朗读了一篇文字。
她读的不是一篇专门为诺贝尔奖准备的获奖演说。
正是那篇写于一年前、写于刘晓波等待法院判决时的《我没有敌人——我的最后陈述》。
于是，这篇文章有了一个很特殊的结局。
2009年，它首先是一名刑事被告人在北京留下的最后陈述；一年之后，它成为诺贝尔和平奖颁奖典礼上的缺席演说。
刘晓波的政治观点当然可以继续被赞成、反对和讨论。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也不能证明一个人一生中的每一个判断都是正确的。真正值得留下来的，也许恰恰不是要求后来者接受刘晓波所有的观点，而是看看他在自己付出代价的时候，究竟做出了什么选择。
他可以说，那些人夺走了我的自由，所以他们从此就是我的敌人。
但他没有这样写。
他选择把批评与仇恨分开，把制度和个人分开，把政治上的反对与人与人之间的敌意分开。
这并不能消除现实中的冲突。
却留下了一个比“刘晓波是怎样一个人”更长久的问题：
当我们确信自己是正确的一方时，我们是否还能够允许另一方首先是一个人，然后才是我们的反对者？
刘晓波在2009年给出了他的答案。
那一年，他即将失去11年的自由。
他的答案只有几个字：
“我没有敌人，也没有仇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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